《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农民的问题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赵承 张丽娜)“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今天也想跟您说说大实话，说说咱农民的喜事和烦心事。”
　　10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来自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一个普通小村庄——保安村的农民代表顾双燕一段朴实的开场白，拉开了与总理之间的对话。
　　“基层代表意见最宝贵，你放开讲。”温家宝微笑着对坐在对面的顾双燕说。
　　受到总理的鼓励，原来怕讲错话的顾双燕嗓门大了，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我最高兴的是国家给的各项补贴实实在在落到农民身上了。我们村有350户、1576口，良种补贴、粮食直补等六项去年一共得了17.5万元，平均每户500元。这3年我买了3台大型拖拉机，国家补贴了18万元。大家种粮积极性高多了。”顾双燕扳着指头细细算着补贴账。温家宝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总理，这次报告用了那么大篇幅来说我们农民的事。”
　　“你听明白了吗？”温家宝问。
　　“听懂了。作为一个代表，我要把报告中说的农民的事讲给农民，要把农民的烦心事讲给您听。”
　　“好！我最想知道的是农民的烦心事。”温家宝说。
　　“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顾双燕略显羞涩的话语，引来全场笑声。
　　“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温家宝认真地对她说。
　　从去年11月开始，顾双燕就忙着走村入户，详细了解当前农牧民的困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看到总理这样坦诚，顾双燕推开手中的材料说：“我不用发言稿了，干脆直接和您说吧！”
　　“农民光靠种地富不起来，还要搞养殖经商。希望金融系统门槛低一点，多给点贷款。农民贷款难呀！贷多了抵押不够，少了又发展不了。”今年31岁的顾双燕是一个种粮和养殖大户，还办起一家加油站，她结合自己的实际向总理反映说。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其实农民最讲信用，就像你又跑不掉，可以多贷一些。”温家宝一边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一边回答道。顾双燕使劲地点着头。
　　“还有什么烦心事？”温家宝关心地问道。
　　“农民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您在报告当中提到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10%的指标。”顾双燕继续说道。
　　“不是指标，这个你还没全读懂。我向你解释一下，这是今年报告的一大突破，不在于10%的数字，而是开始给农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这在过去是城里人，工人和干部才能享受到的。有了制度，农民才有根本保证。”
　　“总理，我咋想呢，假如不是10%试点而是50%会更好。”顾双燕大胆地说。
　　“你有3台拖拉机，我有9亿农民。我有难处啊，政府今年拿不出那么多钱。刚开始是10%试点，以后要覆盖全国。”温家宝风趣而实在的话语，引得顾双燕和代表们又笑了起来。
　　顾双燕理解地点点头：“那我就说农民第三件烦心事了！”
　　“国家储备粮的一级粮保护价是七毛八分钱，但是一些粮食公司抬水压价。农民卖一吨粮食就有200元的差价被赚走。”
　　“这是应该禁止的！如果是粮食局系统的问题，由张平同志负责查处。”温家宝脸色凝重。
　　还没等在座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答话，顾双燕又抢过话题说道：“总理，你不要着急，耐心听我继续讲！”
“另外，我们当地只有两个粮库，粮库下面有两三个小的粮食公司，农民离卖粮点最远达60公里。大多数农民卖粮靠雇车，排队长达4至5公里，当天不能卸车的要给车主500元押车费，有的五六天才能卖粮卸车，押车费就要付2500至3000元。”
　　“是不是不少农民把粮食卖给了家门口小贩了？”
　　“是的，卖的是低价，每斤在0.54至0.57元。这个价格农民很难赚到钱了。”顾双燕说。
　　“政府是苦心的，去年粮食大丰收，农民卖粮难，我们几次把农民的粮食收到国库里，而且高于市场价。但是你说的这个环节我们没有解决好。一定要多一些商业网点，方便农民卖粮食。”温家宝说。
　　去年通辽市粮食产了100亿斤。“但是，国家给的储备粮指标只有40亿斤。家乡还有很多农民家里的粮食卖不出去，遇到雨天就有可能被捂烂了。”
　　“双燕同志，你的调查很扎实，我完全相信！”温家宝夸奖道。“你要向农民宣传两条：粮食产多了，政府一定要收购上来，不能谷贱伤农；市场粮食价格太低了，政府就要推出最低收购价，不能让农民吃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到。”温家宝坚定地说。
　　“国家收储粮食开始定的是1000万吨，后来发现远远不够，现在增加到了4000万吨，农民手里的粮食应该可以卖出去了。我们刚开始考虑有些不周。”张平解释说。
　　“你看发展改革委主任做检讨了。”温家宝幽默地对顾双燕说。
　　“再提一个问题，如今政策好了，农民开荒地，没有补贴。耕地面积要重新统计。”顾双燕说。
　　“我插一句话。过去收税费，农民把土地往小处说，现在领补贴，农民如实报，我不说往大处报。有没有这个现象？”总理的话引得大家会心笑起来。
　　“有的，有的。”顾双燕点头说。
　　“现在正进行第二次农业普查，要把农民的耕地搞清楚，保证粮食直补落实到每一块耕地上。”温家宝肯定地说。
……
　　温家宝与顾双燕就农民关心的问题热烈地讨论，其他代表也不断插话。原定十分钟的发言，持续了半个小时。
　　会议结束时，温家宝主动走过来，紧紧握住顾双燕的手：“我们一定要把今年的工作做好，明年再来听你讲讲农民的喜事和烦心事。”

启动农村市场是经济振兴之本

《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秦朗
　　“如果能够让农民富裕起来，能够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将农村的市场培育起来，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秦朗表示如何启动农村市场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他最为关注的热点。
　　最大的内需是农民的内需
　　问：今年两会期间您个人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秦朗：我个人最为关注的还是经济如何振兴，中国经济的振兴最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刺激内需。以投资和外贸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已经发挥到极致了。目前的共识是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今后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什么是最根本的刺激内需的办法呢？我认为还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其实最大的内需是农民的内需。我国有7亿2千万农民，几乎占到总人口的54%，这 7亿2千万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非常低，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保有量也非常低。如果他们能够富裕起来，能够具有一定的购买力，仅仅是对家电类和服装类产品的需求就足够中国东部的制造业开工忙上很多年。
　　7亿2千万中国农民，人口几乎和整个欧洲的人口一样多。最大的问题就是欧洲人具有购买力，而我们的农民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我国东部地区彩电、洗衣机和冰箱的保有量差不多已经饱和了，面临的是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生活必需品的保有量非常低，我记得2007年的统计数据：2.3亿户农村家庭中，电脑保有量只有3%多一点；洗衣机的保有量达45.9%，算是高的，但是还有一半农民没有；电冰箱的保有量是26.1%。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农民懒惰，我们中国的农民不聪明，实际上由于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城乡分治造成的。中央政府和城市从农村剥夺了难以数计的巨量财富，使得农民贫穷，使得农民没有购买力。
　　如果能够让农民富裕起来，能够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将农村的市场培育起来，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最缺的是振兴农村的计划
　　目前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入，包括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但这些主要还是偏向于东部发达地区，比如钢铁、汽车、石化、纺织、轻工等。尤其是纺织、轻工，等我们振兴起来，没有市场购买力的支撑，最终不过形成一些过剩的产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其实最缺的是一个振兴农村的计划。
　　问：您刚才提到启动农村市场，最近启动的家电下乡您怎么看？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秦朗：在农民没有钱的情况下，降一点价，它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中国农村的财富，与城市相比大概有70%的差距，70% 左右的差距，怎么能是一台电视、一台冰箱百分之十几的差价优惠能解决呢？建国以来，国家从农村剥夺的太多了，现在国家应该有能力反哺农村，在农村投巨资，兴建大量的公共设施，修路、通电、通迅、兴办教育。这些不仅能够给农村带来就业，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购买力，最根本的是能够改变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整体的落后状态。试想一下，当一个和欧洲总人口一样的国内新兴市场起来以后，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农民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机会和生命的尊严
　　问：我们看到3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已经出了一期封面故事，关注的是“成都试验”。
　　秦朗： 《中国新闻周刊》3月9日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我们观察、梳理了成都市在过去五年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的努力。向我们的读者——中国新生的中产阶层和高端政商人士呈现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我们觉得农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7亿多农民父兄姐妹们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性的所在。
　　第二，农村问题还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有统计数据表明，因为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人均寿命比农村要高12年。如果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面生活的共和国公民，仅仅因为生为农民，就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机会和生命的尊严，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不可能达成。
　　最后，农村问题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只有让中国7亿2千多万农民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将农村市场培育起来，中国经济才能解决阻碍其发展的根本障碍，获得真正的振兴，获得真正长久、持续、高速的发展。（春风）　　“两会总编观察”是新浪网推出的2009年两会特别栏目，邀请全国知名媒体社长、总编、主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解读2009年全国两会。除《中国新闻周刊》总编秦朗外，还有《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等通过“两会总编观察”表达了了对两会热点的关注。

成都实验城乡一体化改革：药方是农村市场化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04日14:13 中国新闻周刊

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
　　30年前，当日本的城市靠着农村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腾飞之后，开始将高速公路、管道煤气、排水系统修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产业工人。这种经济上的自觉行为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反哺。洞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西方，几乎所有借助农业积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不在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之后开始对农村的输血，这一过程平均是20年。而在中国，借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的财富。日益繁华的城市，只留给农村一个遥远的身影。
　　5年前，当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呼声日高时，地处“天府之国”的成都悄悄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改革。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改革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基层治理进而到农村产权等一系列变革试验，找到一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普适路径。五年之后的成都，改革渐入深水区，新兴的农村小区和成片的“农庄”开始点缀古老的温江平原。今年的“两会”已经开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撰文指出，当前有六大改革任务，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被他列在六项改革的首位。
　　“成都实验”的核心，就是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持续近6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7亿2千多万农民兄弟姐妹获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70年、80年以至100年的时候，我们理应让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7亿2千多万农民过上基本富足、自由和快乐的生活，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理性所在。
　　这还是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有统计数据表明，因为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人均寿命比农村要高12年。如果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面生活的共和国公民，仅仅因为生为农民，就不能在教育、就业、收入、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这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城乡一体化实验关系到中国农村——一个和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相等的大市场的建设培育。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这个发动机已呈现老态。内需已经成为拉动中国今后10年20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让中国7亿2千多万农民富裕起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则是刺激内需、振兴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们期待，通过成都的努力，以及中国其他一切有志有智者的努力，影响中国社会近60年的城乡两元结构会得到根本的破除。生为农民之悲哀或将变成生为农民之幸福。占中国人口总数54%以上的农民将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发展机会和生命尊严。
　　成都求解农村“未来之路”
　　农村市场化，是成都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开出的药方，这剂药方能否为中国“三农”问题破题，还有待观察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成都)
　　因为妻子有心脏病，王明祥十多年来没有外出打工，而是在家打理5亩多的稻田，一年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8年3月。
　　王明祥是成都市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7组村民。3月的最后一天，王明祥拿到了几个新本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林权证》。和他一起拿证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4户村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第一拨“四证齐全”的农民。
　　这一切，源于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的“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的文件，把改革的重点锁定在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创新耕地保护机制、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开展农村房屋产权使用权流转试点等目标。
　　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成都把自己推进了改革的“深水区”。“三农问题”能不能在下一个轮回中有所消解，这是成都已经探索了五年，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城乡改革的新突破
2007年1月，孙平从攀枝花回到成都市。
　　孙平的新职务是成都市委常委，分管城乡统筹工作。两年前，他从成都市副市长的职位上调往攀枝花担任市长。
　　刚报完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便给孙平出了一道题：“用半个月时间，告诉我你对成都城乡一体化下一步该怎么走的看法？”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起步于2003年。这场旨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以“三个集中”为核心，成都联动推进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通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加快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构建起了城乡一体的政府管理体制，同时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探索建立起了新型基层治理结构。
　　近四年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但孙平却感到，李春城想要的并不完全是这些。下一步应该是想在现有基础上作出更大的突破。
　　突破点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不到，他就问我，给你出的题目怎么样了？”孙平说，“你得先给我喘口气。”李春城盯着他，“改革不给人喘气呐。”
　　孙平调来四年来的资料：2003年起，成都为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投入“三农”财政资金成倍增加，2003年为10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117亿，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只由2003年的2.66：1降到2.61：1。改革的初衷就是缩小城乡差距，为何巨额的投入却收效甚微？
　　孙平出去调研了10天，回来后向李春城提交了报告。显然，报告的内容得到了后者的相当认可。孙平说，他们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看法基本一致，并坚定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必须要交给市场”这一想法。
　改革缘起
　　“成都的改革一开始就充满戏剧性。”长期从事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报道的《成都日报》首席记者高纪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在北京接受媒体的采访，主动问在场的记者，“我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可一直没人提问，就是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大家都笑了，后来他就自问自答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突出强调三农问题。”高纪开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年之后，成都的农村改革就悄然起航。
　　2002年下半年，李春城到北京开会，特地约见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李春城对叶裕民写的《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一书高度赞赏，曾兴奋地对人表示，“我要搞的东西，书里说得很清楚了。”在北京，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回来后，李春城布置了一个任务：《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成都官员要人手一本，每一个人都要去领悟成都未来改革的基本走向。
　　成都市辖9个区、4个县级市和6个县，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一走出中心城区，便是大片的农村，落差明显。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来的城乡差距变得更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成都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作为市委书记，对成都有着足够了解的李春城一直在思考农村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要还对农村的欠账”。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2003年夏天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以后，李春城逢会必讲城乡一体化。
　　改革之初既有主动的安排，也有“巧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建设小康社会时，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报告首次提出“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孙平的解读是，城乡一体化是让一部分农民到城里面来，这是一般城市化的路径，而农村总要留一部分人，留下的这部分人就必须是新农村，“新农村的标志应该是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到十七大，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孙平看来，中央的这些要求，为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